《金刚经》:时光之域,再看一眼千年-今日头条
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
与头戴“最古老印刷书”桂冠的的古腾堡《圣经》(大约1455 年印刷)不同,在其不远处陈列的那本来自东方的古籍——王玠印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咸通九年刊刻)显得低调异常。
诞生在中国,印刷于868年,事实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本比欧洲最早的印刷品还年长约六百岁。然而这部真正最早的印刷品,却长期乏人问津。尽管它在当年中亚沙漠考察竞争中被发现的故事扑朔迷离,在伦敦的命途更是多舛。
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刚运到英国的状况。摄于1912年。插图摘自《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
19 世纪末,古丝绸之路沿途所经的一处处沙堆之下,掩埋着无数古代遗址。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家们魂牵梦萦,不顾生死地纷至沓来。
1907年,在细致策划的第二次中亚探险途中,狡黠的匈牙利裔梵文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和测量专家奥莱尔• 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在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千佛洞的一处石窟内获得此卷。其后,他将此次探险得到的物品——写本连同一些写在木简上的文字记录等共有30箱,于1909年1月运抵英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本最初被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辗转多次、历尽磨难(包括二战大轰炸等),最终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斯坦因所拍摄的千佛洞。插图摘自《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
2010 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本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完成。其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版的印痕等,得以纤毫毕现地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部长约5米的卷轴装经典印本,卷首扉画美轮美奂地描绘了释迦牟尼佛陀在僧侣等的簇拥中讲经说法的场景,经卷的末尾则清晰记录了其印刻年代和印造者姓名。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咸通九年刊刻,868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然而,比起这段关于印本的故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历史则更为悠久。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vajra cchedikā prajñā pāramitā 梵文释义:以能断金刚的智慧到彼岸),简称《金刚经》,来自印度的初期大乘佛教。公元前994年间(约周穆王时期),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十弟子中最善记忆、被誉为“多闻第一”的阿难陀记载。因其包含根本般若的重要思想,在般若系大乘经中可视为一个略本;本经说“无相”而不说“空”,保持了原始般若的古风。
早期通过口耳相传,文字诞生后,《金刚经》最初记载于贝多罗叶(贝多罗,梵语pattra 之音译,乃供书写资料、经文之树叶)上。古代僧侣先用针在这些耐久的叶片上刮写出书的内容,而后将炭粉用力涂抹在刮痕上。至今在很多博物馆里,仍可看到用这种方式所写出的书籍,历经千年风雨,其中文字尚可辨别。要把这些零散的叶片整串联起来,可以先用锥子在整堆的叶子中间钻孔,再用细绳穿孔固定,还可以直接用布来包裹。
佛法东传,译者的功劳是第一位的。
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联系起来。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往来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摩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东晋时期后秦的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其译经和佛学成就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就是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此后历经南北朝各代,直至隋唐,短短三百年间,有5种汉文译本问世: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可见这部经典当时的流行程度。随着佛教的盛行,《金刚经》也从中国传到亚洲其他地区。
本经六种译本中,通常流通的是鸠摩罗什的初译。据统计,单鸠摩罗什译本的注疏就有65种之多。如印顺法师所说,此后的五译是同一唯识系的诵本,比如菩提流支、达摩笈多等,都是依无著、世亲的释本译出;只有罗什所译为中观家(般若系)的诵本。又如吕澂说,罗什传龙树的般若学,所以能“心知其意”;到玄奘新译般若经,《金刚经》其实已“面目全非”了。
《金刚经》在印度有唯识家(无著、世亲)的论释。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包括原经文,都已经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而失散各处。因此,探讨《金刚经》的流传演变,大约只能在体系完整的中国佛法里进行。
莫高窟第217窟金刚经变乞食
莫高窟第217窟金刚经变洗足
《金刚经》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敦煌文献中有《金刚经》及相关文献数量占全部敦煌文献的3%,约2000件,其中八世纪初建造的第217窟西壁龛顶绘有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刚经变。
由此可见,译经绝不是文字的简单置换,当《金刚经》以汉字版本流传的时候,它承载的已不再是专属于印度的文化内核。我们可以把《金刚经》的源头追溯到印度古代,但它的流变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证明。
随着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相互影响、渐趋融合,《金刚经》也超越宗教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金刚经》注疏也从纯粹的佛理变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集合。《金刚经》不仅链接了多元文化与思想,更沟通了不断演进的历史与当代。今天,我们得以再读经典,重新审视当下与生活,无不得益于此。
跨越时光之域,让我们再看一眼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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